10月25日上午，中国美术学院杭间教授受邀到苏州大学艺术学院，作题为《作品和产品的场域界限——设计博物馆里的“展品”问题》的学术讲座。我校数百位师生现场聆听了本次讲座。讲座由艺术学院设计与美术史论系主任毛秋瑾教授主持。
杭间教授,现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术博物馆总馆长，曾任中国美术学院副校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是我国设计学理论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著名设计策展人。
讲座伊始，杭间教授便开宗明义指出了“展品”问题是新生的设计博物馆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他首先回顾了西方传统的艺术博物馆的展陈形式。传统的艺术博物馆的展陈是由欧洲人奠定的，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走在世界的前列，其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可谓是架上观看方式对博物馆展陈形式的深刻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观看方式对艺术创作的反向影响。但是，这类展陈形式并不具备无限复制的同一性，例如当西方传统的艺术博物馆遭遇“东方”艺术时，其展陈的局限和困境便尤为显现。无论是“古董”视角或某种“东方主义”式的偏见，中国古代艺术在国外的展陈处境可以说是十分尴尬的。究其原因，即是忽视了展品本身的复杂性。
对于设计展品的“复杂性”，杭间教授特别以包豪斯师生及其相关作品为例，指出设计展品的复杂性关涉到设计（制作）者、消费者以及时代的多重因素的影响。包豪斯在短短十四年办学期间，为何会产生如此多超越时代的作品？因为它不仅仅是物品的原创，而是文化和思想熔炉中的原创，其背后所折射的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制度、文化氛围与技术、材料等之间的关系。正如著名设计史家尼古拉斯·佩夫斯纳所言：“只有通过使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中的所有表现活动的逻辑一致性以及特定时期、风格或民族的唯一性实现出来，历史编纂者才能最终使其读者发现当前需要弄清的某个问题是什么。”
纽约库珀-休伊特设计博物馆是设计博物馆兴起浪潮中较为成功的代表。它提出物品是“异托邦”，并通过方案、实物、模型、影响和交互媒体等形式敏锐地捕捉当代科技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其实践也表明，当代设计博物馆的定位不仅仅是设计史的博物馆，同时也应该是面向未来、引领未来的博物馆。
“设计博物馆”不仅仅在中国，在国际上也是一种年轻的博物馆形式。西方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博物馆是历史和现当代并重，艺术与设计毕竟不同，艺术品在艺术博物馆中需要呈现出唯一性和崇高性，因此，极大地突出绘画或雕塑本身，是艺术博物馆的首要任务。但设计博物馆展览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品”，因而它的使命也不以传播“美”“当代艺术观念”“艺术发展”作为目标，而是通过“科学”“技术”“艺术”关系的揭示，探索生活变迁、物质制造与思想的关系。因此，单件物品本身就是寻常的消费品，它必须通过前后关系的阐释，才能完整呈现寻常物品的内在价值。所以，设计博物馆不能孤立地像艺术品那样去展示，而是回到社会生活方式、科技发展背景，回到佩夫斯纳所说的设计史有别于艺术史的独立含义中。
因而，在设计博物馆的展陈中，“设计作品”由于与生活的关系，被置于以“日常”为中心的形式空间中，用以交代造物的发生与生活的关系。它很难以孤立的、单件的身份存在，因为技术因素、社会需求及其发展应用，其展陈必然是系统的、有前后关系的。而包括“设计作品”在内的人造物，本质上是一种异托邦，是人的欲望的映照。
在此基础上，设计展品的的定义可以从六个方面进行描述：1.原型；2.第一次批量生产；3.品牌化；4.知识产权转让后的再生产；5.改进型号；6.怀旧性再生产与衍生品。
杭间教授最后指出，设计博物馆的展品与美术馆的展品有本质的不同，只要来源真实，它不存在“赝品”，所有的人工物品都是展品。它的形态超越作品和产品、原型与商品、新品与旧品、原创与山寨，它们的价值是综合和系统价值。场域常常改变“展品”，因此设计品的属性在于设计“叙事”的需要。而设计博物馆中的“展品”不仅是一种新的“考古学”，也是“未来学”。
（讲座纪要由宋健博士整理，经杭间老师本人审阅。）